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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海上师传序
八一年春接海公上师前侍昌明师寄来宋大鲁居士所拟之上师传稿，嘱整理补充后印行流通，遂与沪上僧俗同学商讨，将隆莲师及宋居士所拟之海公上师传稿油印送诸上座，征求意见，并嘱编者主其事。八三年春，编者本拟赴川，请教随海公入藏之普超师等，不意超师忽焉西归，因即发愿，迅速亲近先后随师入藏求法仅余之二位上座。先礼请照通上座至沪，详明第二次入藏经过。继即赴蓉，亲近永光法师，了知首次入藏情况。返沪后，又至天台，将所录请照通师审阅校正。不久照师赴温，旋又入灭，既慨法门健将，复弱一人，亦欣海公事迹得以幸存，若不精勤迅速，第二次入藏事迹，将无闻于世矣。文成后，又请久随上师学法之仁清师详为校润，仁师以八六高龄，于高明寺，不顾严寒，夜以继日，月余方成。复经京沪蓉渝大德上座同学道友参酌增删。业已定稿，呈请出版，若有不足，今后再改。务求实事求是，确切无误，记述上师之懿行硕德，提高僧俗弟子对师德之正信，促进正法久住，以报师恩于万一。
海公上师弱冠遇藏喇嘛于云南，复闻法于北京大学张克诚先生。于得嗣后四十日，即毅然舍俗，出家受具。为求学修佛法之全部，不畏艰险，二番入藏，幸遇额鲁巴清净传承康萨仁波卿，得珠胜灌顶，隆重付法。师得教传全部大法后，先后近三十年中，昼夜不停，不辞劳瘁，将黄密仪规要典，或译或述，介绍于汉地，而且于四川、五台、上海等地，亲自建立显密修行道场六处，创汉族黄密僧团之先例，此事于我国佛教史上，实堪大书特书者，而上师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从不自行夸耀，始终以诵经、译经、讲经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、摄僧教传、住持教证正法为己任，直至文革开始打击扰乱僧团之当日，尚伏案整编正待完成之《阿含学记》。文革中虽受尽折磨，却视若等闲，不怨不尤，真实做到：“乃至断命不报不斗害，观若生身父母悉顺承。”如行而说，如说能行，师其庶几乎！上师之道心坚韧，于违缘障碍中，均能随意通过，始终坚持宏传正法之大愿。但六六年底，五台山红卫兵悍然宣布：解放全山寺庙，迁返全部僧人。上师弘法大愿，受到致命打击，曾问左右，是否应走，左右曰诺，上师认为世缘已尽，再住无益，方下离世之决心，嘱人代为请假，于数小时后，即六七年元旦凌晨，端坐而逝，说走就走，何等洒脱，何等自大，于此益见上师修持之真实道力。
上师苦心创立之诸道场，于文革中皆受严重打击，今幸党中央拨乱反正，落实宗教政策，根本道场成都近慈寺，原址被工厂强占强拆，经僧俗弟子积极反映，得中央及各级领导之深切关怀，将成都市郊建筑宏伟之石经寺作为拆毁近慈寺之补偿，现已住僧五十余人，依近慈家风，传显密佛种，根本道场之重光，指日可待。其他海公上师生前修建诸寺，亦望逐步恢复。龙兴塔及译经院等佛教事业，愿能继续圆满发展，以畅吾师之宏法本怀。。吾等为弟子者，在国家大好形势下，应共同奋起，为继承上师事业，作出贡献，愿读师传者，闻师行者，均能获分外之法益也。应编者之请，为序如是。
乙丑冬月释定智序于成都石经寺
能海上师传刊行感言
稽首近慈大愿王，台山蜀川建法幢，愿回正法五百年，律密性相齐放光。
一代大德能海上师坐脱五台山垂二十年矣。际慈国祚昌盛，法运向荣，上师之传记亦得刊行问世，其大法昌明之嚆矢乎？余何幸于新中国建立之前后，得瞻礼皈依、聆闻圆音于春申。其进止威仪，道风德馨，铭刻甚深。上师不惟显密圆通，性相融贯，悲智宏深，译著等身，真修实证，宏范僧伦。最难能而至极重要者，还在于完整而系统地将显密大法光显弘传于世；更具体而善巧地实践运用于建立如法僧团，严净道场，如在四川、上海、五台诸地所建立之清净道场。使法流传继，正法住世，宏范三界，劂功伟矣！盖时丁末法，僧纲久隳，汉地寺宇，能实践上殿过堂者已不多观！标志正法传承之半月诵戒、结夏安居、六和相亲，浸至不闻不知矣！惟上师秉如来之法炬，融理于事，继正法于僧统，即相显性，实为法注永续、正法久住、人天普度至关重要之大事也！
曩者宗喀巴大师在西藏发愿转末法为正法五百年，而中兴藏密。当抗日胜利之后，上师倡导率四众弟子共发宏誓，愿再转末法为正法五百年。上师平生弘宣普贤行愿品最广最多，其躬行实践十大愿王，深入普贤愿海者，非斯之谓欤！愿今日凡上师之亲教弟子，及景仰高风之四众师友，欲报佛恩师恩、进趣菩提道者，其惟护持光复四川五台等地之清净道场，与出版上师全部之译著，以广续上师转末法为正法五百年普利群生之宏愿伟业乎？
佛历二五二八年冬 皈依弟子郑颂英谨识
一、在家时期 海公上师俗姓龚，名学光，字缉熙，1886年丙戌腊月22日诞生于四川绵竹县汉旺场。父名常一，母张氏。有姐一，长师十岁。后迁家县城，父以摊贩为业。不数年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姐弟相依为命。师就附近私塾读书。年稍长，渐闻维新与变法之争，即留心国是。戊戌变法，志士被害，举国震动，师决定离家，觅救国之道。十四岁，入成都东大街恒升通匹头商号为学徒，号东钟体乾见师敏慧，令随其私塾师学，变受器重。数年，遂通诸子。又自博览新出书刊，爱国热忱，与日俱增。
师深感清政腐败，国势垂危，外侮频仍，民不聊生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乃毅然以天下为己任，决心弃商从戎，以强吾华，遂于1905年考入陆军学校，刻意攻读，同学有刘湘、乔逸夫等。
1907年，军校毕业，成绩优异，被派赴康定镇守使部任侦探大队长，约一年，升营长，以勤能称著。1909年偕乔逸夫谳赴云南讲武堂任教官。时***总司令，川中将领杨森等均肄业之。后讨袁之役西南战将多出此校。1910年讲武堂结束后，经二广、上海返川。升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。经师治理，盗匪悉平，民获安靖，师乃辞军返渝。
1914年闻谢子厚居士谈佛源老法师于成都三义庙讲经，心甚好之。师时任营长。某日骑马带兵，巡经该寺，见一法师讲经，姑在门外听之，随即皈依佛门。此师最初入佛之因缘。
同年袁世凯阴图窃国，设将军府，羁縻异己将帅，师亦在内。师以澄清之愿难满，旋思改习园艺，以实业富民，然亦无此机遇。
1915年前后，逢缘东渡日本，考察政治实业，对日本佛教之盛行，颇多感触，但无意留日深造，半载转向回北京。
二、出家因缘 师以强兵救国之志弗遂，实业兴邦之愿无缘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乃一志潜心佛法，追求人生真谛，利他自利。1915年闻四川广汉张克诚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哲学，极为精辟，引人入胜，试往听之，大为叹服。遂不辞远道，前往听法。自谓相去二十余里，每日早往晚归，因心切闻法，亦不觉路远。久之相与友善，张先生亦时往师处，为之讲说，并示以所著《佛教的成唯识论》、《法相宗弥勒学提要》等书，师细读深研，如获至宝，于佛法哲理，认识更深。惊叹宇宙人生之奥秘，竟全在佛法之中。由是常念：“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”我今既已找到归宿，岂可当面错过，入宝山而空手返？复观国之不治，军阀纷争，皆因当权者烦恼炽盛，若能深明佛法，自然国泰民安。于是渐萌出家之念，决心献身佛法，挽回人心，以期在人生根本问题上对国家、社会有所贡献。
既思出家，乃返蓉，商之于姐。姐以仅有一女，无后不许。勉从姐意，只得暂缓待机，刻意准备，并作弘化。
1916年重庆居士请师讲《百法明门论》，谢子厚潜来听法，大为叹服，盖前后判若两人矣。次年师发心在成都创办佛经流通处，深得川军刘禹九支持，供少城公园基地，并马厂田四十亩作常年经费。师将自置家具、盆景等，亦悉送往。由谢子厚任少城佛学社社长，常请法师居士讲经说法，如佛源老法师、著名学者刘洙源教授、余沙园教授、邵明叔居士等即常在此讲学。师既听讲，亦自说法，听众常无虚席。《俱舍》二字，曾讲七天，足见学识已甚深广。因之结识学者不少，华西大学教务长程芝轩，即其一也。
其时师自住文殊院，以便听讲，尝告人曰：“每闻钟声，辄动出家之念！”及妇孕，出家之念益炽，乃出售其成都附郭田四十余亩，庄房一阮，共得三千八百余元，除酌供家人生活外，悉助少城佛学社。1924年，生子述成，方四十天，乃遂然割爱离亲，礼重庆天宝寺住持佛源老法师为剃度师，出家为僧，法名能海，字阔初，其年师三十九岁也。
1925年春，师赴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，由佛源法师任羯磨师，同戒有永光、果瑶、果玉、果蓉、传品师等。受戒之日欢喜无量，自念今已出家受具，即是丛林之主，从此可以内护正法，广利有情矣。
三、赴藏学法 师于学佛后，精勤博学，于汉地显教各宗，靡不深究细学，而犹感不足。又曾阅北京雍和宫藏经目录，知有密乘经论甚多，已发学密之心。受戒后，至重庆讲经，拟东渡日本留学佛法，同戒果瑶师拟赴武昌佛学院进修，同住重庆，遇南京某学员谓曰：“西藏佛法极为丰富，汉地未译者，藏地均有，汉地已译而藏地缺如者甚少，故学法应至西藏。”师甚向往，并见报端大勇法师由日回国，称日本密法远不如西藏之殊胜，遂决定赴藏学密。并与瑶师相约偕往。时同戒永光、果蓉、传品三师亦拟赴藏，而已先抵雅安。师即函请永师等稍待，与瑶师，经乐山，朝峨嵋，达雅安。五人会合，拟赴康定，因战争受阻，暂住雅安，由师为众讲经。后有巡思师加入。
1926年正月，起程赴打箭炉，中经大相岭，设有工事，翻山即陈相令部，该部旅长孙昂斋住汉源，师等不顺路，未往晤，直达康定跑马山。依止降巴格格，六人各译法名。师号云登嘉错，意为功德海。官方韩道尹，知师在内，又未见旅长，心生疑惑，不准久留，只许出关或返回。幸有居士相熟，得住圣寓庙，准备出关衣靴，约一月余。庙中有外道，初拟收僧为徒，后被师等念经礼忏威仪所化，多人皈依佛门。出关有南北二路，北路易行，南路艰险。而韩官强令南行。三月抵里塘，值巴塘西南盐井县，少数民族抗税路阻，即在里塘，请杂哇格西为师，用因明书，预习藏文。未及半月，同行中四人前后返川。师为永师一人讲《法华》《楞严》，后有居士数人加入同听。
时大勇法师在京办佛教藏文学院，率学生廿余人南下入藏，1926年10月抵康定，韩道尹受化皈依。师闻佛源法师圆寂，悲甚，拟归，勇师劝阻，同住跑马山依止降巴格格学藏文、《比丘戒》、《菩萨戒》、《密乘戒》、《菩提道次第》、《俱舍论》等，并经灌顶，受度母等密法。师既学法，又为居士讲经，永师维那。秋藏文学院改组，共有大勇、大刚、能海、法尊、观空、永光师等十七人。暂先留学语文，决定次春入藏。共发大愿曰：“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愿，境愈困难，志愈坚定，纵令碎骨粉身，尚期来生满愿，何况其他乎！”（注一）
1927年，师与永师到里塘那摩寺，依止降阳清丕仁波卿学《六加行》、《朵马仪轨》等。老格西以精进第一称著，曾从拉萨礼大头至五台，十余年始达，住十方堂礼大宝塔，若干年方返。师亲近彼时，年已八十余，所言皆一生经验。（注二）师暇时又为居士讲《楞严经》。老喇嘛极赞拉萨佛法殊胜，谓师于汉地宏布法流必能起大作用。故劝师往，莫误时机。师不舍，喇嘛借方便促行，并驰函康萨仁波卿为之先容，师方决意速往。于是年冬返蓉准备资粮，讲经于大慈寺、文殊院。翌年正月，在昭觉寺举行法会，居士供续藏一部，由永光师带至康定。其先已由永师带频伽藏一部至康。师又赴重庆讲经，筹集数千元，于四、五月转回康定。时降阳仁波卿已圆寂，赠师法语及法物等，师戴恩难忘。
师讲经后，有慈青师等十余青年僧随永师至康定学法。师返康后，续讲《楞严经》圆满。 1928年6月20日，师与永光、永轮、永严师四人，起程赴藏。余人留康，二部藏经等全托商运，钱亦交商汇藏。
四人出发，随带口粮、糌巴、衣服、帐篷、茶叶、针线等。用背架饰为藏族朝山者，手持长矛而行。行十余里，次日仍远见那摩寺，后翻山抵甘孜，见勇师，继续前进。后勇师即圆寂于甘孜。旅途每晚撑帐篷过去时夜，烧茶吃糌巴。离康定三、四日，遇一背枪骑士，携一空马，立于半山路口，状如盗匪，甚可疑惧。问自何来？曰那摩寺。其人则曰吾亦老喇嘛弟子也。众乃喜。为防不测，将新衣换路人旧衣而行。
行廿余日，至大积寺，过此即属藏界，有驻军，阻汉人通过。只能回避闹市及官守之处。或半夜早起而行。一次欲至金沙江边，途遇一人，谓有捷径，随行一日，赠以布匹糌巴等，彼自先行，令师等随后，不意此人取物而逃，早无踪影。只得边走边问，抵金沙江。
途中气候悬殊，晴雨多变，雨则湿透，晴又晒干，日常数次。昼热夜冷，若更转寒，势必下雪，倍增艰辛。雪积七、八寸，一片茫茫，不辨道路与沟壑，沟中满布棘刺，因靴前后底早穿，仅留中间片段，雪地践行，棘刺入足心，冻僵无感觉，午后转暖，方知有刺。晚觅高燥处，上架帐篷，下垫毛毯，舒带抽擘，先伏于地，后转向上，令襟据下，衣背在上，踡足而眠，方觉稍暖。衣即是被，别无褥盖。以靴代枕，晨起靴冻，需鼓大劲，方能穿入，穿好即需前行，否则，久坐即易冻僵也。
若遇大山，一日不能过，须宿山上，因山顶太冷，则数人挤睡于一处，上盖帐篷，晨起雪满篷，雪大时篷塌，尽压于身上，须扫净，方能行。河水结冰，须赤足涉水而渡，虽牛马亦畏寒不敢行，上岸时，泥石冰水粘遍脚底，因冻木故，亦不觉痛，待稍坐，抹去冰石，再着靴前行。因赤足行久，脚底皮增厚，趾长肉甲，衣成膏油，虱满全身。夜则猛兽四嚎。或近旬不见人烟，需备足干粮，各自背负而行。求法之苦难可具述，亦因诸苦，磨炼得力。昌都为康定至拉萨之中点，自康定至昌都，行约二月。昌都至拉萨，因足力已强，一月即到。初一日一站，后一日可二站，虽遇奇苦，亦不思避，唯恐不达拉萨，或被发觉，遣返汉地。直至同年九月廿七日安抵拉萨，始大快慰。
到拉萨后，先朝大昭寺，随即赴哲邦（蚌）寺。该寺分四札仓（藏语，即寺内大区）：罗舍林、古母、登阳、阿巴扎仓，前三学法相，后者学仪轨。每一札仓分诸康村（藏语，即区内基层），师等先住罗舍林札仓之甲冗康村。一般汉僧皆住此。初依一格西学法，其人不识上师宏愿，多所求索，并限制求法，师欲退出，得众僧支持，遂到古母札仓之瓦须弥村，亲近康萨仁波卿。
师曾自述：“初于跑马山动身往拉萨时，请示于老格西，问能否得好师。老格西为授记，必得善知识。到拉萨后，虽有依止善知识为照料衣食，而学法之善知识，久未值遇。”
继往古母札仓亲近康萨仁波卿，“初随众请传真实名经，嗣后每遇喇嘛传经必去。积久，与从喇嘛学之格西渐熟，始试请代呈欲求亲近之意，姑试言之，初不敢存必能得请之期望，以喇嘛弘法利生之事极多，其亲侄亦请他人教授，初学远人，何敢期望见宫墙哉？殊喇嘛慈悲欣然矜许，盖悯汉人求法不易，特予方便，亦犹我等今日，见有洋人发心学者，不惜多方摄引也。既蒙听许，同学超一法师，先移榻古母札仓，某初心尚迟疑，后终亦同去。既去之后，随意请法，……不知次第，……喇嘛有暇即唤去，不待半年，意中所求之法已悉传毕，更不知从何问起。乃思如此学法，毕竟不成片段，始请喇嘛开示学修之途径。喇嘛仁波卿大笑，谓汝等亦有此问乎？令格西饬书贾印《现观庄严论朗写》（广大解）。宗喀巴大师作《现观庄严论》注释有二种，一为《经鬘》五十卷，一为《广大解》共三十卷，此即三十卷之本也。”（注三）教学中，仗喇嘛慈悲，多方譬解，每次令师先陈所见，然后详为讲说。师自亦精进，短时冲破文字障碍，而得通达此大论也。
师遵依止法，依止康萨喇嘛，每日三次礼拜，每晨用坛远背水登楼，供喇嘛供水烧茶，晴雨寒暑无间，并作擦杯扫地等杂务。喇嘛欣喜，慈悲见教，不计时间，随到随教，由此所学既多且快。喇嘛住何处，师即随住，喇嘛出外念经，师亦随往。长随五年，深得喇嘛显密法要。所学显法，以《现观庄严论》为主，结合《般若》五会（即小品般若），兼及《入中论》、《俱舍》、《戒律》、《因明》，包括各派注疏宗要；密法则以《文殊大威德仪轨》为主之四部密法，及灌顶开光等，获得宗大师嫡传二十八代之殊胜传承。
1932年，二部藏经商运方到，喇嘛即付存罗舍林札仓。师因感财力不足，拟返川一行，经喇嘛许可，即取道印度回国。衣物经书，随身背负，步徒刑月，始达印度。途中一次饥渴倒地，不省人事，遇一藏民，携有水囊，供给饮料，师方醒悟，继续前进。至菩提道场，行大礼拜，发愿宏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不意忽患吐泻重疾，腹巨痛难忍，仍坚持礼拜不辍。数日，病益笃，自分不起，乃以康公所赐衣服、舍利等心爱法物，赠寺僧佛金师，通身放下，生死由他，万般皆空，唯念师恩未报，如何得了。似于定中见一长老，形色异常，师前趋礼，彼问：“欲何求？”师答：“要宏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”长老曰：“汝敲钟，我即来。”既而出定，顿觉身心轻安，重病若失。起见旭日临窗，犹如隔世。乃急电上海刘湘办事处长，汇去旅费，转回上海。
此系随从永光法师亲口所述之亲身经历。
四、译述弘建 一九三二年返沪后，挂单海潮寺，住持厚遇，赠师手杖一根留念。
一九三三年初回渝，于长安寺讲《心经》，旋即返蓉。春文殊佛学院请讲《俱舍论》。秋于佛学社讲《华严经十地品》，于大慈寺讲《龙树菩萨劝诫王颂》，冬又讲《仁王护国经》三七，听众递增，每座达一千四、五百人，盛况空前。并将与佛金师共同自印请回之舍利一粒，供文殊院建塔供养。
一九三四年赴五台山广济茅篷作半年安居，讲《基本三学》、《盂兰盆经》后，闭关静修，并译集经论。亦助茅篷发展作多贡献。是年曾应上海佛教净业社之请，赴沪宏法，法会极一时之盛。
一九三五年返五台，安居中讲《比丘日诵》、《比丘戒本》、《菩提道次第科表》。应请赴太原讲《比丘戒》及《金刚经》。旋即返川，并赴里塘礼敬那摩寺老格西灵位。又从跑马山降巴格西学《中论》。不久回蓉，继续译述。
一九三六年上海举行丙子息灾法会，师应邀赴沪，于觉园班禅大师纪念堂讲经，每天皆先说戒，后讲经，显密兼宏，深入浅出，四众云集，恒逾千数，盛况希有，皆大欢喜。讲经之余，仍勤译事。讲经圆满后，再赴五台，住广济寺，译集不辍，其时已集《文殊五字真言仪轨》（此乃师自造，曾获康萨喇嘛赞赏）、《菩提道次第科颂》、《定道资粮》、《比丘戒集颂》（均师自集，非译稿），并译出《大威德十三尊仪轨》等。
是年四月初文殊圣诞，应请接任茅篷住持，外缘仍由广慧老和尚经理，师专领众薰修戒定，回向众生。四月十六日领众结夏安居。寺内分禅堂与念诵堂，禅堂坐禅修观，与普通禅寺同，原住僧人早晚上殿外，在此参禅。念诵堂又分观诵与霁诵。观诵依仪轨持诵观修，讲诵依经律辩论决译。其时来山学法者约四十人，先办观诵。师择行持有素者，亲领念《大威德十三尊仪轨》，余念《五字真言》。安居期内每日下午讲经二小时，则二堂合听，初月分讲《四分戒本》，中月讲《定道资粮》，后月讲《菩提道次第摄要颂》。未入二堂之内外寮职，一齐安居，上客堂僧亦可加入。诸方长老法师来山安居者，另有客寮，随众与否，听其自便。无论上中下座，办道者皆能满愿。（注四）师在五台，多得胡子笏居士护持出力。
师除领众行持外，并亲近菩萨顶扎萨喇嘛，随学随译《现证庄严论》，兼学其他密法。是年伙，请人造大威德双身像，高约四尺。冬像成，师自烧护摩，请扎萨喇嘛装藏开光，并传大威德十三尊灌顶，师与弟子对喇嘛本尊隆重供侍。
是年冬，因藏密法派与内地僧团共住一寺，难免抵触。师深感欲宏宗大师法流，非独自建立道场不可。乃与扎萨喇嘛商议，取得同意后，于一九三七年初，将本尊像及众弟子，迁至善财洞住。全寺僧从百余人护送，师散衬相酬。
一九三七年春，山西太原海子边佛教会会长力空和尚、省主席赵戴文、居士李晓峰等请师讲经。即留少数人看守道场，余众随赴太原。与弟子同步行，沿途集中念经修法。并诫弟子，凡于说法处应威仪具足，防护他心，免生疑谤。
至太原，讲《菩提道次第科颂》、《文殊五字真言》及《金刚经》。因念居士昼夜无暇，改在晚间讲，听众日增，多有工人官干等，及异教徒闻法心悦诚服而皈依者。法会圆满，四众挽留，即在太原安居，一切依律行持，托钵受食，由居士供养。安居中讲《生起次第》。
七七事变发生，《生起次第》尚未讲竟，师谓学法艰难，魔障众多，国事要紧，只能暂止讲授，修法应变，故《生起次第》末后有[译讲未竟，适倭人侵华]等语。安居圆满后战事争仍频，师曰：“回山已不可能，国难当头，非少数人力量能回转，必须办大法会，集中群力，但目前因缘不具。”
又告人曰：“各位可各找住处，告我地址，我回川觅地，办起道场，再给你们汇钱来川。”足见师虽处逆境，爱国护教之心，有增无减，悲悯弟子，无以复加。
弟子等不愿离散，要求随师入川，由李晓峰借助成行。师先率三、五人到汉口，住佛教正信会，余人随至。正信会地小，难容多人。应武昌三佛阁大鑫和尚之请，举办法会，讲《仁王护国经》，四众云集，供献极丰，悉归三佛阁常住。又为万广寺比丘尼，讲《比丘尼戒》。
讲戒后，师即入川，弟子欲从而缺川资，得二商船，优待僧人，免费供食，并给零钱。九月抵渝，即办法会，讲《仁王护国经》。师每日讲经、译经、诵经不断，又需接待来宾，备极忙碌。
法会后，由居士陪同至蓉，先住文殊院，举办法会，规模远胜重庆，讲《仁王护国经》、《菩提道次第》、《普贤行愿品》、《金刚经》，直至冬月告一段落。
其时僧俗皈依弟子甚众，咸望有一专修黄密之道场。诸方长老初拟就某寺显密共住。以无主权，师不同意。乃由文殊院退居法光老和尚，将其下院南郊近慈寺，供师开办道场。该寺年久失修，师往看后，甚满意。即与二人，住入破寺，先修法堂，作大威德殿，再修住房。二、三月基本就绪，能容七、八十人。
一九三八年三月，师弟全部迁入，近慈寺道场正式成立。以后1940年修宗大师殿及藏经楼，41年修护摩坛，42年修沙弥尚，45年修译经院，殿宇重重，蔚然壮观，成为内地首创之黄密根本道场。
一九三八年春，应绵竹祥符寺之请，举办讲经法会。法光和尚接任方丈，师任寺主，主法，并传部分弟子《护摩仪轨》，因法会人众，需数人同时念修故。
祥符寺讲经圆满后，抵孝泉，礼龙护舍利塔，念经修法两日。至德阳崇果寺讲经，令众弟子回近慈寺安居，余少数听经后，作后安居。是年春，译成《行起次第津要》。安居中续讲《生起次第》及《定道资粮》，安居圆满，居士供衣。冬月初八译《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》竟。
一九三九年春举行首次传戒，得文殊院引礼师相助。三月，赴峨嵋山礼礼普贤，于金顶烧护摩。接毗卢殿住持，另请清明师代理和尚。以当家普天师佐之。旋赴佛学社、文殊院、昭觉寺讲戒、讲经毕，回近慈寺。时日本侵华战争激烈，由官方请师主法，于重庆长安寺办息灾法会，亦请喜饶嘉措大师参加。师率弟子数十人赴渝，因感灾难深重，须先修七天加行，诵经烧护摩。由于汉奸告密，于开经首日，日机即来疲劳轰炸，昼夜不停。国民党人仓卒逃命，并接走喜饶大师，而遗留师等。弟子众甚感义愤，向师建议，吾等自筹经费，自办法会，勿用官方插手。蒙师赞许，同赴巴县丰门场法主寺安居，该寺系师之师兄能碧师之庙，经费由重庆居士筹集，按月送寺。僧众日诵《大威德》四次，晚加念咒。讲《生起次第》，讲至加持铃杵时，师忽患痢疾，日泻数十次，弟子劝师暂息，师云：“国难当头，讲此无上密，有障难，应多忏悔求加持。”坚持讲说，以致声音微弱。弟子等坚请休息，师允：“不能超过三日，法流不能中断。”遂移座椅近厕所，一则上厕所方便，一则纳凉静养。第四日病稍好转，继续开讲。可见师为法流永转，不惜己身之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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